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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经典在当代重生——读惠焕章《诗经通俗全译》一书

  我最初拿到这部书稿时,心里是有些抵触的。一位影视导演来翻译《诗经》,全本白话,三百零五首,据说还要拍成情景剧——这听起来像是把一座千年古庙改成了主题乐园。我是带着挑剔的眼光翻开第一页的。但读到第三首《卷耳》时,我停住了。那个困扰了孔颖达、朱熹、俞平伯两千年的“我”字之谜,被惠焕章用“我估计”三个字轻轻化解。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。说实话,我有点恼火。不是恼火他改得不好,而是恼火他改得让我无话可说。我的抵触没有消失,但它转化成了一个问题:当一个人用剧本的语法来改写《诗经》,他到底在做什么?这个问题,成了这篇文章的起点。

  跨界者的眼光:当导演翻译《诗经》

  惠焕章的身份是理解这部译本的第一把钥匙。他生于1962年,陕西华县人,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过散文集、诗集,同时是一位执导过《关中记忆》《走近诗经》等作品的影视编剧与导演,作品在国内外获奖六十余项。这意味着他在面对《诗经》时,脑子里装的不只是训诂和义理,还有画面、台词、机位和剪辑。

  以《周颂·般》为例。原诗是周王巡狩祭祀山川的乐歌。程俊英译作“登上高山望九州,不论大山或小丘,与河合祭献旨酒”,周振甫译作“登上四岳的高山,还有小山和高山,允水犹水合于黄河”。两家都以“登山—望祭—合河”的祭仪顺序展开,稳妥而克制。惠焕章的译文是:“君王登上高山宣示主权。不管是大山还是小山,不管是大河还是小河。普天之下皆归周土,山川神灵聚集回应,这就是周王朝的天命。”我承认,我第一次读到这里时,心里是有些不舒服的。“宣示主权”“皆归周土”这类词汇,在程、周两家中根本不存在,却成了惠译的核心支点。但当我试着把这四句想象成一组镜头——君王立于山巅,镜头缓缓拉远,山川河流依次入画——我忽然明白了他不是在训诂“陟其高山”的字面义,他是在为一场可被镜头呈现的“君王巡狩大典”撰写旁白。不舒服的感觉没有完全消失,但它变成了理解。这种“导演式”的翻译眼光,让古老的诗句获得了某种戏剧性的温度,也让我开始警觉:这种温度,会不会烫伤一些东西?

  白话的边界:在通俗与准确之间

  “通俗”二字,是这部译本的题眼,也是它最容易招致质疑的地方。《诗经》语言古奥,意象幽深,将这样的经典“通俗化”,是否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简化甚至偏离?细读译文会发现,惠焕章的“通俗”并非降低标准,而是转换了路径。他以现代白话对每一首诗进行整体性的重新表达,让译文本身成为一段可以独立阅读的叙事文本。

  以《郑风·褰裳》为例。原诗写一位女子对情人的戏谑与催促。程俊英译作“你若爱我想念我,提起衣裳过溱河。你若变心不想我,难道再没多情哥?看你那疯癫样儿傻呵呵”,保留了民歌的俏皮与口语感。周振甫译作“你惠爱地想我,我提裤和你淌溱河。你不想我,难道没有别人。你这狂童也太狂妄么”,偏于直译,“提裤”一词略显生硬。而惠焕章的译文是:“你若思念我的好,就挽起裤子涉过溱河来找我。你若不肯思念我,难道就没有他人来爱我?你真是个幼稚且狂妄的傻子!”我几乎能听见一个导演在给演员说戏:“这句要带着挑衅,但底下是撒娇。”他几乎把每一句都改写成了带有明确指向性的对白。“来找我”“来爱我”这类补充性动词,在原诗和程、周两家中均无对应文字,却恰恰是影视剧本中交代人物动作与意图的必要手段。我读这段时,心里有一种奇怪的错位感:我知道这不是《诗经》原本该有的样子,但我无法否认,我读懂了那个女子的全部心思。

  再看《小雅·角弓》。“老马反为驹,不顾其后”一句,程俊英译作“老马反当驹使唤,后果如何你不管”,周振甫译作“老马反而当作为壮马,不顾自己后来老”,二者都忠实于“老马被当作小马使用”这一传统解释。而惠焕章译作“老马以自己的马驹为敌,是一种不顾及自己后路的行为”,将“反为驹”理解为“以驹为敌”。说实话,我在这里卡了很久。我翻了好几种注本,确认传统解释并无“以驹为敌”之说。但当我把它放回整首诗的语境中,我发现惠焕章的改写在叙事上是自洽的。父子反目、自断后路,这比“老马被当小马使唤”的比喻更容易转化为可拍摄的情节。这种“独家释义”是否有训诂依据,当然可以讨论;但我开始意识到,我在读这部译本时,不能只用“对或错”来判断,还得用“通或不通”“可演或不可演”来判断。同一首诗中,“雨雪瀌瀌,见晛曰消”,程俊英译作“纷纷雪花满天飘,太阳出来就融消”,周振甫译作“下雪纷纷,看见日光就消”,而惠译作“雨雪下到地上就会湿漉漉地,见到了太阳就会逐渐消融”。“湿漉漉”三个字让我第一次意识到,这首诗里的雪不是飘在空中的,是落在地上的。这种翻译选择,与其说是在追求诗的意象,不如说是在为一场雨雪场景的美术设计提供质感提示。

  如果说《褰裳》《角弓》的对比已能见出惠译的叙事偏好,那么《周南·卷耳》则把这个偏好推向了更深的层面。这或许是《诗经》中最著名的“叙述者谜案”。原诗首章分明是一位采菜女子的口吻;然而从第二章起,“陟彼崔嵬,我马虺隤”“我姑酌彼金罍”,登高饮酒的举动又显然非妇人所为。孔颖达在《毛诗正义》中甚至主张诗中存在三个不同的“我”——后妃、使臣、周王。俞平伯在梳理历代七处“我”字的归属后,也不得不承认“采耳执筐明非征夫所为,登高饮酒又岂思妇之事。此盈彼绌,终难两全”,索性将其“说为两橛”。程俊英的译文选择了一种“全知视角”的处理方式:前四句写女子采卷耳思念丈夫,后三章径自转为征人登山马疲的描绘。周振甫的译文则更接近直译传统,以“登上那高高的土石山,我的马儿腿发软”贯穿,将全诗的“我”统一为登山者。惠焕章则走了第三条路。他的译文是:“不停地采集卷耳菜,还是不能装满手里的菜筐。忽然想起我思念的那个人,就把菜筐放置到大路上。”这仍是女子。但接下来,他将“陟彼崔嵬,我马虺隤”译为“登上那边的陡坡来到了悬崖边,我马上就感觉到疲惫无力”,随后又加了一句原文没有的揣度:“我估计他正在斟满金樽,只希望他不要忘记我对他的永久思念”。我读到这里时,忽然想起小时候听祖母讲远方的亲戚,她总会说“我估计他现在正吃着热饭呢”。那种语气,不是判断,是牵挂。程、周两家处理“我姑酌彼金罍”时,都将饮酒者视为第一人称的“我”;而惠焕章将饮酒者明确归为远方的“他”,并用“我估计”三个字把整个场景变成了女子想象中的画面。孔颖达纠缠了两千年的“三个我”,在他这里被一个“我估计”轻轻化解。叙述者始终是那个采卷耳的女子,登山、饮酒、马疲,全都是她思念中的悬想。我不得不承认,这个处理在训诂上是有风险的,但它在情感逻辑上几乎无可挑剔。从影视叙事的角度看,它把全诗统一在一个稳定的视点之下,为镜头调度提供了清晰的逻辑:画面可以是女子的近景,也可以是想象中丈夫的远景,而两者之间的切换由一个画外音完成。惠焕章的译文,与其说是在翻译《卷耳》,不如说是在为《卷耳》撰写一份视点方案。而我作为一个读者,被这份方案说服了。不是被它的学术依据说服,是被它的情感逻辑说服。

  以上三例均属短制,最长的《卷耳》也不过十六句。而当惠焕章面对《大雅·抑》这样长达十二章、百余句的宏篇时,他的“导演式翻译”才真正面临了最严峻的考验,也正是在这里,他的方法显露出了其他译本难以企及的系统性,也正是在这里,我作为批评者的不安达到了顶点。

  《大雅·抑》是一首劝谏诗。传统上多认为是卫武公晚年所作,用以自警并劝诫周王。全诗十二章,从“抑抑威仪,维德之隅”的修身训诫起笔,中经“白圭之玷,尚可磨也;斯言之玷,不可为也”的慎言警句,最后以“天方艰难,曰丧厥国”的危言收束。程俊英的译本以七言为主,追求句式的整饬与韵脚的和谐,“白圭之玷,尚可磨也”译作“白圭上面有污点,还可磨去光如初”,保留了对仗的修辞感;周振甫的译本则更近散文体,“白玉圭上的斑点,还可以磨去”少了韵脚的束缚,却也在平实中失了原诗的警策之力。

  而惠焕章的译文,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另一种策略。他将原诗首章“抑抑威仪,维德之隅。人亦有言,靡哲不愚”译为:“控制好自己的权威,那是德行的一个方面。古人曾经有句名言,没有哪个智者不会有愚昧的时候。”“抑抑威仪”传统上解为“慎密威严的仪容”,程俊英译作“仪容举止要谦恭”,周振甫译作“谨慎又谨慎的威仪”;惠译却将“威仪”置换为“权威”。我在这里停了下来,反复读了几遍。我意识到这不是一个词汇的选择问题。他把整句从“个人修养”的语义场拉进了“权力行使”的语义场。这让我想起一位导演朋友说过的话:“当你把摄像机对准一个人,你首先要决定的是他是谁。是一个修身的人,还是一个掌权的人。这个决定会改变一切。”惠焕章的这个决定,改变了一切。

  这种从“修养箴言”向“权力论说”的位移,贯穿全篇。再看“无竞维人,四方其训之。有觉德行,四国顺之”一章。程俊英译作“有力不在于争强,四方以你为榜样。德行如果真高尚,各国都会来归降”,周振甫译作“不争夺由于得人,四方都来听从他了。有正直的德行,四国都归顺他了”,两家都保留了“得人—四方从”“德行—四国顺”的对仗逻辑。惠焕章的译文则是:“朝廷中如果没有竞争机制只有人,四方诸侯都会指手画脚进行训导。朝廷中的人有觉悟有德行,四方诸侯就会自觉顺从。”“无竞维人”被拆解为“没有竞争机制只有人”。“竞争机制”一词是纯粹的现代管理学话语。我读到这里时,感觉像在开一场现代企业的战略会议,而不是在读三千年前的雅诗。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,但我继续读了下去。“四方其训之”被译为“四方诸侯都会指手画脚进行训导”,“指手画脚”是典型的当代口语,其情绪倾向是戏谑性的,与《诗经》雅颂体应有的庄重格格不入。“有觉德行”中的“觉”,程、周两家均解为“正直”或“高大”,惠译“有觉悟”则完全是当代政治话语的植入。这一章在惠焕章的笔下,从一首关于“德治感召力”的雅诗,变成了一篇关于“组织管理”的现代政论。这不是翻译,这是语域改写。我写下这个词时,心里想的不是学术判断,而是一种真实的阅读体验:我在读这段译文时,脑子里出现的不是周王,而是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层管理者。

  类似的改写在全诗中俯拾即是。“白圭之玷,尚可磨也;斯言之玷,不可为也”是《诗经》中流传最广的格言之一。程俊英译作“白圭上面有污点,还可磨去光如初。言语如果有污点,不可挽回太糊涂”,押韵工整;周振甫译作“白玉圭上的斑点,还可以磨去。这话里的污点,不可以磨去啊”,以两个“磨去”的重复强化了对比。而惠焕章译作:“白色的圭玉如果有污点,尚且可以通过琢磨来清除。但说出的话如果有问题,那可是没有办法能够挽回的!”他将“尚可磨也”增添了“通过琢磨”这一工具性手段;“不可为也”译为“那可是没有办法能够挽回的”,用“那可是”的强调句式替代了原诗“不可为”的绝对否定。更关键的是,他将两句之间的分号改为句号,并在第二句前加了“但”字。转折关系被明确化了,格言的对仗感被取消了。我读到这里时,忽然想起小时候背格言的感觉。格言的力量不在于它说了什么,而在于它“怎么说”。当“不可为也”变成“那可是没有办法能够挽回的”,我失去的不是理解,而是那种被一句硬话砸中的感觉。从阅读体验上看,惠译更像是一位长者在向年轻人解释一句古训,而不是一位智者在发出警世恒言。

  而全诗第十二章的结尾,最能见出惠译的“导演式”底色。原诗最后四句是:“取譬不远,昊天不忒。回遹其德,俾民大棘。”程俊英译作“打个比方并不远,上天赏罚不会偏。你的德行太邪僻,害得人民苦连连”,周振甫译作“打比方不远,上天没有差错。你邪僻你的德行,使人民非常困苦”。两家都点到“上天”与“人民”的对应关系便收束了。而惠焕章的译文则是:“就算是打比方说离丧国不远了,上天也不会很快就让你灭亡。如果你还是回避问题不改变自己的德行,必将会使国民遭受巨大的灾殃。”“上天也不会很快就让你灭亡”中的“很快”二字,是原文完全没有的时间限定;“如果你还是回避问题不改变自己的德行”中的“回避问题”,同样是无中生有的心理描写。我读到这里时,最初的反应是抗拒。这不是原文的意思。但随后我意识到,惠焕章在此处为这首诗添加了一个“劝谏者最后的警告”的尾声,那个“你”被赋予了“回避问题”的心理状态,那个“上天”被赋予了“不会很快”的宽限期。这在影像叙事中被称为角色弧线的收束。劝谏者从一个循循善诱的长者,成长为一个发出最后通牒的预言者;而被劝谏者,也从“迷乱于政”的昏君,被赋予了“还有时间改正”的可能性。惠焕章不是在翻译《抑》,他是在为《抑》的最后一幕撰写导演阐述。而我作为一个读者,被他带进了一个完整的故事。一个有开头、有冲突、有结尾的故事。

  将六首诗放在一起看,惠译的方法论就清晰了:他系统地以“权力关系”替代“道德关系”,以“心理动机”替代“比兴象征”,以“叙事弧线”替代“章法结构”。“语域改写”则是这三重替代在语言层面的具体表现。当权力关系替代道德关系,语言便从“修养箴言”滑向“管理论说”;当心理动机替代比兴象征,语言便从“含蓄比兴”滑向“直白心理描写”;当叙事弧线替代章法结构,语言便从“格言对仗”滑向“情节因果”。惠焕章的翻译,正是在这三点上,把《诗经》从一首首独立的“诗”,转化成了一幕幕连续的“戏”。如果我们承认翻译的忠实对象不一定是字词的训诂,也可以是文本在其原初语境中的功能——周代的《诗经》本就是用来演唱、用来赋引、用来在特定仪式中“表演”的——那么惠焕章的翻译,在某种意义上,是在用一种现代的媒介语言,恢复《诗经》作为“表演文本”的原始身份。这个判断,我在理性上是接受的;但在情感上,我仍然有一个结没有解开。

  如果惠译的优势在于“让经典可演”,那么它的代价是什么?以《大雅·抑》为例。程俊英的译本“白圭上面有污点,还可磨去光如初”保留了七言的整饬与韵脚的回环,这种“不通俗”恰恰是《诗经》作为“诗”的文体标识。读者在吟诵中感受到的节奏感,本身就是意义的一部分。当惠译将“尚可磨也”扩展为“尚且可以通过琢磨来清除”,语言的节奏感消失了,格言的对称美被解构了,读者失去的不是“理解”,而是“体验”。周振甫译《抑》首章“谨慎又谨慎的威仪”,“谨慎又谨慎”的叠词保留了原诗“抑抑”的复沓效果;惠译“控制好自己的权威”虽然语义明确,却丧失了叠词带来的延宕与沉思空间。更根本的问题在于:当“无竞维人”被改写为“没有竞争机制只有人”,当“有觉德行”被改写为“有觉悟有德行”,诗句中那些无法被白话完全转译的模糊性被取消了。而模糊性,恰恰是诗歌区别于散文、区别于剧本的最核心特征。三千年来,无数注家为“无竞维人”争论不休,正是因为它的模糊性容纳了多义的解释可能;惠焕章的“竞争机制”说固然提供了一种明确的读法,却也关闭了其他所有读法的大门。从传播效率看,这是优势;从诗歌本体看,这是代价。

  这个代价,值得吗?我的回答是:值得,但必须被看见。如果读者在享受“通俗”的同时,不知道自己在失去什么,那么这种“通俗”就成了一种隐蔽的剥夺。但如果读者清楚地知道:我选择这个译本,是为了进入,而不是为了替代——那么惠焕章的“归化”就完成了它最恰当的使命。它是一座桥,而不是一座庙。桥的功能是渡人,不是让人住下。我写下“桥”这个比喻时,心里想的是我自己。如果我没有读过程俊英、周振甫,我可能永远不会意识到惠焕章失去了什么。正因为我知道“庙”是什么样子,我才能看清这座“桥”通向哪里。

  从“读《诗》”到“演《诗》”:经典的另一种可能

  《诗经通俗全译》最引人深思之处,或许不在于它“译了什么”,而在于它“开启了什么”。

  古往今来,人们对《诗经》的接受方式经历了漫长的演变:从先秦的“赋《诗》言志”,到汉儒的“美刺”阐释,再到宋人的义理发挥、清人的考据爬梳,直到现代学者的文学解读。历代对《诗经》的解释从来不是纯粹的文学问题。汉代儒士以经释诗,将爱情婚恋诗纳入“刺时”的讽谏框架;从毛亨、郑玄到孔颖达,经学阐释体系逐步建立,诗歌的文学性被层层包裹在政教伦理的外壳之下。直至宋代欧阳修、朱熹开始辩证看待其中的爱情诗,再到现代学者将《诗经》回归文学本位,这条从“经”到“诗”的漫长解绑之路,正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一个缩影。

  而惠焕章译本的出现,连同其后衍生的《诗经情景演绎》系列,正在悄然开启一种全新的接受方式:沉浸式体验。译本与六部艺术片、纪录片《走近诗经》共同构成一个“三部曲”结构,译本不是终点,而是起点。这意味着,他在翻译每一首诗时,心中都有一个“镜头能否接住这句话”的隐性问题。我读到这里时,忽然理解了为什么他在《卷耳》中要加“我估计”三个字。那不只是为了统一视点,更是为了给画外音留一个入口。

  这种“演”的特质,集中体现在他的语言选择上。然而,惠译对“演”的适配,还有一个比句式扩张更根本的语言策略,那就是系统性的“去比兴化”。《诗经》的核心诗学手段是“比兴”——以物起情,言此意彼,含蓄不露。程俊英、周振甫的译本,无论译文风格如何,都在尽力保留这一层“隔”。程译《小雅·角弓》“角弓调和绷紧弦,卸弦就向反面弯”,角弓与兄弟关系的比喻关系留给读者去体会;周译“调理好牛角饰的弓,去弦自然反弹了”,同样止步于意象本身。而惠焕章的译文是:“紧绷绷的角弓,不能将其反着拉。对待兄弟及他们的婚姻家庭,都不能太过疏远。”两句之间用句号隔开,语气上像是一句谚语紧跟着一句训诫。比兴的“跳跃感”被取消了,寓意被直接端到了读者面前。类似的例子还有同诗中的“毋教猱升木,如涂涂附”。程译“猴子上树哪用教,泥浆涂墙粘得牢”,保留了两个独立的意象;周译“不要教猴子爬树,不要像用泥来涂附”,虽然拆解了“如涂涂附”的隐喻,但仍以否定祈使句的形式维持着“训诫体”。惠译则将其改写为“如果要让猴子爬上树木,却又将树木烧成涂炭而无法攀附”,不仅将比喻具体化为一个完整的条件假设,还补充了“烧成涂炭”这一原文完全没有的情节。我读这段时,心里想:这已经不是翻译了,这是改写。但我又不得不承认,改写得有道理。

  如果借用翻译学中韦努蒂提出的“归化”与“异化”这对概念,惠焕章的策略可以看得更清楚。韦努蒂的归化/异化提出于后殖民翻译语境,其背后是对文化权力关系的关切。归化被视为一种文化霸权式的同化,异化则是对文化差异的尊重。惠焕章的归化却发生在另一种权力结构之中:不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同化,而是当代大众媒介对古典精英文本的“翻译”。在这一结构中,归化的目的不是消弭文化差异以服务于殖民权力,而是降低阅读门槛以服务于传播效率。换言之,韦努蒂的归化是“权力驱动的归化”,惠焕章的归化是“传播驱动的归化”。这一区别至关重要:前者需要我们警惕,后者则需要我们权衡。权衡传播的收益与意义的损耗之间,是否达成了可接受的平衡。我写下“权衡”这个词时,心里想的是:如果我是惠焕章,我会不会做同样的选择?我没有答案。但我知道,我不会轻易地说“不”。

  以《商颂·殷武》为例。原诗写殷商武丁讨伐荆楚、诸侯来朝、建庙安神之事。程俊英译作“殷商大军疾如风,讨伐楚国真奋勇。长驱深入险阻地,大败楚军擒敌众”,周振甫译作“神速是那殷商武丁,奋起讨伐荆楚。深入到它的险阻,掳获楚军作俘虏”,两家均保留了四言诗体的简洁与紧凑。而惠焕章的译文则是:“勇武的殷商王武丁,发奋要讨伐荆楚之地。他率军深入到荆楚的险阻之地,消灭了荆楚的大量敌旅。控制了他们的所属之地,续写了商汤之后的新传奇。他随后将这些荆楚之地,变成了商朝国都南面的乡郊。”这段译文几乎脱离了“诗”的体式,进入了一种“历史叙事”的文体。句子的长度大幅扩展,逻辑连接词被大量使用,叙事线索被重新梳理为“起兵—深入—歼敌—控制—改置”的完整过程。“续写了商汤之后的新传奇”这样的表述,在原诗中没有任何对应文字,完全是译者以编剧思维为这场战争添加的叙事弧线。

  再如《周颂·般》,原诗“敷天之下,裒时之对,时周之命”,程俊英译作“普天之下诸神灵,同聚合祭齐享受,大周受命运长久”,周振甫译作“普天之下,聚集群神来配祭,是周朝接受了天命啊”,两家都将“裒时之对”理解为聚集神灵进行配祭。惠焕章则译作“普天之下皆归周土,山川神灵聚集回应,这就是周王朝的天命”。他将“对”释为“回应”,将祭祀的“合祭”场景改写为山川神灵对周王主权的“集体应答”。这种释义或许在训诂上难觅确证,但从“演《诗》”的角度看,它把一场宗教祭祀转化成了一幕政治宣示的戏剧场景:君王登山,山河回应,天命所归。

  这让人想起《诗经》原本的形态。在成为“经”之前,它们本就是周代社会各阶层传唱的歌谣,是“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”的活态文学。它们诞生于具体的劳作、祭祀、恋爱、征战场景之中,与身体、声音、仪式密不可分。惠焕章的翻译,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影像演绎,在某种意义上正试图将《诗经》从“经”的宝座上请下来,重新放回“诗”与“歌”的原初位置。当观众通过角色扮演进入《关雎》的河洲、通过情景再现感受《采薇》的征途时,他们获得的不是对一首诗的“理解”,而是一次穿越三千年的“共情”。

  掩卷沉思,有一个判断可以坐实:惠焕章的《诗经通俗全译》在《诗经》传播史上占据着一个此前无人占据的位置。历代译本无论优劣,其预设的接受方式都是“读”。读者面对文本,在静默中完成理解。惠焕章从落笔之初便预设了另一种接受方式:“演”。在《诗经》从经学阐释走向文学本位、再走向当代多媒介传播的漫长旅程中,这部译本代表了一种极端的“归化”策略:它不再要求读者跨越三千年的语言鸿沟去“面对困难”,而是把经典请到当代读者的语言舒适区中,让它在镜头前重新获得肉身。这条通道是否经得起训诂学的检验,是可以继续讨论的学术问题;但经典在当代传播中是否需要这样一条通道,答案已经写在那些被“无解”标记困住了两千年的诗篇里。它们终于有人替它们说出了话。

  不过,有一个问题必须留在这里,而不是被结尾的肯定语气所掩盖:当一部译本如此彻底地以“传播效率”为优先,它是否在无意中取消了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那个最根本的东西——困难?《诗经》之所以能够穿越三千年而不朽,恰恰因为它始终拒绝被完全理解。每一个时代的读者都必须重新面对它的陌生、它的沉默、它的不可化约的异质性。正是这种“困难”,构成了经典与读者之间永不枯竭的对话动力。惠焕章的译本让《诗经》变得容易了,这当然是他的贡献;但“容易”之后,读者是否还会产生“重返困难”的冲动?这个问题,没有任何一个译本能够独自回答。它取决于读者,取决于教育,取决于一个时代对“深度”的态度。

  回到我最初的那个抵触。读完这部译本后,我没有变成它的拥护者,但我不再是它的反对者。我变成了它的见证者。见证一个导演用剧本的语法改写《诗经》的全部得失,见证“通俗”作为一种传播策略的勇气与代价,见证经典在当代媒介环境中寻找新肉身的艰难与可能。我仍然认为程俊英、周振甫的译本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,仍然认为“困难”是经典不可让渡的尊严。但我也承认:如果没有惠焕章这样的“翻译政变”,《诗经》可能永远停留在书斋与课堂里,停留在那些已经不需要它的人手中。让更多的人先“进来”,再决定是否“深入”。这或许不是最好的策略,但在一个人人都在刷短视频的时代,它可能是最不坏的那一种。

  写完这篇文章,我重新翻开了《卷耳》。惠焕章的译文还在那里:“我估计他正在斟满金樽,只希望他不要忘记我对他的永久思念。”我仍然觉得“我估计”三个字不是《诗经》该有的样子。但我也知道,下次我给一个从不读《诗经》的朋友推荐入门书时,我会犹豫。是推荐程俊英的“采了又采卷耳菜”,还是惠焕章的“我估计他正在斟满金樽”?我还没有答案。但我知道,这个犹豫本身,就是这篇文章的全部意义。经典的重生,从来不止一种方式。惠焕章的尝试,是其中最大胆的一种。而我的见证,到此为止。接下来的问题,交给每一个翻开这本书的读者:你是来了,还是留了?(作者:木弓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