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东平度3·21火灾事件，以烧死1人、烧伤3人的极端的方式，把中国农村目前的征地矛盾暴露出来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征地的过程中利益太大，而且利益的边界模糊。从已经发生过的案例看，总是更强硬的一方获得更大利益。比如，在引发此次事件的“项目”中，超过1亿元的卖地收入，却只补偿了农民800万元。在公理、法律都不得不让位于各种强硬的手段时，矛盾的“爆炸”只是一个时点问题。
　　城镇化一向被视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红利来源，3月16日，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（2014—2020年）》正式发布，其目标是到202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60%左右。而城镇化必然涉及征地，每年1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提高幅度，则意味着大量农村土地被征用。用法律手段科学合理分配征地过程中的利益，以边界明晰的利益分配减少和化解征地过程中的矛盾，让农民欢迎而不是反对城镇化，这已经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。
　　征地矛盾有多种因素：既有一些地方政府过度占有征地利益侵害农民权益的问题；也有少数农民把被征地看成是一生唯一发财机会漫天要价的问题；还有开发商的成本难题和追求超额利润的问题；以及部分政府工作人员因农民拆迁“暴富”而心理不平衡的问题。单独强调哪一方面的责任或利益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。

从现状看，农民所获得的征地补偿平均还不到地价的10%，因此，更多人从情感的角度出发，认为应当是同地同价，政府应当把卖地所得都给到农民才合理。实际上，只要认真分析一下，就不难发现这种论点的不合理之处。
　　其一，土地价值不是由农民所创造的。一个地方的土地价格跟其地理位置、当地营商环境及配套设施有很高的关联度，而这些软、硬件投入大多是由政府完成的。根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，土地增值的收益应当由政府获得。
　　其二，土地价值的差异造成严重的贫富差距。在全国不同地区，同一地区不同位置，甚至是相邻的两块地，土地价格相去甚远。当都种植农作物的时候，这种差距表现的并不是那么明显。但当征地的时候，一个北京被征地的农民可能获得超过1000万元的补偿，而相邻地块上的同乡，由于没有被占地却丝毫不能分得土地的收益。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种巨大的利益，并不是由于个人的努力奋斗获得的。农民的出生地、村官分配土地的权力才是这些利益的决定性因素，这是一种严重的不公平。
　　其三，暴富农民不善理财很快沦为贫困人口。由于征地补偿来得容易，在一些普遍获得大量补偿的城中村，一些农民用补偿款赌博、找二奶、高消费，很快挥霍一空。同时又因为没有就业技能，变成一无所有的失地贫民，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。
　　其四，攀比心理加重导致征地更加困难。土地的升值及升值预期让农民对补偿的期望值大幅升高，征地变得更加困难，因征地发生的群体性和暴力性事件有增加的趋势。
　　由于农民在征地过程中获得的利益过高，导致在一些富裕省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逆城镇化现象：一些人明明已经在城市居住、工作，甚至有很高的收入，并且也不存在落户城市的障碍，但就是要保留其农村户口，为的就是能够在农村有宅基地和承包地，以便征地的时候能够获得巨额的补偿。这种现象的普遍化，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一个巨大的阻碍。
　　对于中国的农民而言，城镇化有着两面性：获得城市户口及其背后附着的利益，是利益的加法；失去土地则是利益的减法。农民是最实际的一个群体，只有利益大于损失的时候，其城镇化的愿望才会足够强烈。
　　在高速的城镇化过程中，让政府为难的是巨大的城镇化成本。根据社科院的计算，农民市民化的人均成本是13.1万元，我国城镇化需要的公共成本差不多是50余万亿元，这个成本本身包括住房、养老、医疗、教育等社会福利方面政府的支出。实际上，如果把所有的征地补偿款建立一个“全国城镇化基金”，用于解决农民市民化的成本，可能是一个相对更加公平的方案。
　　城乡差距是导致中国二元社会的最基本问题，所谓“人的城镇化”应当把解决进城农民“同城同福利”的问题放在首位。具体说，可以用“全国城镇化基金”让进城农民拥有当地平均的住房水平、各项社会和医疗保险、相应的就业培训和就业机会。目前，国家已经启动了城乡养老保险统一制度，迈出了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的重要一步。
　　大面积的城镇化应当是中国农民的福音，也是消除城乡二元化格局、促进城乡公平的一次重大历史性机会。征地过程中，必须解决更大范围的公平问题，而不是制造暴富群体和新的不公平。同在一个国度，城市居民并不拥有土地收益，所以当农民能够享有和市民同等的福利和机会的时候，也不应当再期望还保留着超额的土地收益。好的征地补偿制度，应当是让农民积极支持城镇化，而不是反对城镇化。